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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我们都知道，法院在审查案件的时候需要解决两个问题：一是“事实是什么”，二是“法律是什么”。我们常说，如果发生了案件，那么一定发生了“事实”，而只有确定了实事才能戴上“法律的眼镜”判决案件。这样，“事实”这个词在我们法律语汇中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它暗示着我们头脑中的一个潜层观念：可以像当事人亲身经历那样看看实际发生了什么，而且法院审判的功能就是在此基础上裁判过去的事情。然而，西方却有另一种看法。他们认为，事实是无法而且也无需像当事人亲身经历那样被发现的，法官能够“看到”而且只需注意的只有证据。

先看一个例子。

很久以前，有个名叫贝纳多的意大利人，他在上大学读法律的时候，特别喜欢观察人们之间的各类经济交往。他常去股票交易所、期货市场、轮船卸货码头和抵押登记处游荡，看看人们在法律规则的“齿轮”中是如何做生意的。一次，他亲眼看到一个人因为手头紧而向另一个人借了一笔钱。当时那两个人是很要好的朋友，双方没有立下字据。没过多久，借钱的人想赖账，出借的人只得拉着贝纳多做证人去当地裁判所告一状。后来，贝纳多毕业了，经过几年磨练终于成为地方法院的法官。巧的是，有一原告声称被告借了钱，也无字据。更麻烦的是，原告不仅没字据，而且没证人。贝纳多觉得被告很可能借了钱，可看到原告没啥证据，只得判原告败诉。在前一个案件中，贝纳多是一个“亲身经历式”的证人，他实实在在看到了所发生的事情。在后一个案件中，贝纳多是一个断案的人，他只能看到双方提供的证据。可以发现，作为法官的贝纳多无论如何也不能像作为证人的贝纳多那样“看到”发生了什么。不过，西方人更为强调的是无需“亲身经历式”的查明。因为他们觉得“事实”是一个“实际已发生”的概念。而“证据”既是一个“事实已发生”的概念，又是一个“制度安排”的概念。“制度安排”是说，你将来在做什么的时候要注意制度上的要求，或者说都要留有凭据，这样社会活动就会有条不紊，纠纷就会不断减少，交易成本就会不断降低。在上述一个案件中，可能原告争得借给了被告钱，但是还要判他败诉。判他败诉就是提醒他及其他人，以后在借出钱时留个凭据。这样，法院审判的功能还指向了将来。

“制度安排”的意思还在于，法官必须是一个“局外人”他的工作是裁判而不是“证实”，他要在争议中确定是非而不是做证人。如果像当事人那样“亲身经历”，他便等于忘掉了自己的社会角色；而且，一味地想要“抓住事实”，势必会在证据之外主观地揣测事实从而造成是非不分。所以，西方人总会讲：在判案时忘掉“事实”这个词，记住“证据”这个词。